③这分明是在为朱熹的自然神论即实质上的无神论唱赞歌了，并以此作为他在法国从事反封建、反教会的启蒙运动的思想武器。

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对于内得和信的强调，王阳明所论颇多。

如上面引文中‘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所带给我们的感觉一样，王阳明时时也提到集义的概念。他将致良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主要归结于志之不立，如他说：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王阳明说：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在上述对答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信，才是王阳明学说的根基。

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当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是中国评价话语下少有的三不朽人物。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董仲舒引申而言之曰：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作为对比，另一个历史学家尚秉和作《辛壬春秋》记录同一个过程，则以禅位来指称清帝逊位。而周代典诰中言之谆谆的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以及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一类，其初旨无疑都是在对人君作申诫和劝勉。帝王之应当尊臣下和惧臣下，皆在于尊和惧所面对的，都是常在臣下一边并常由臣下表达出来的圣人之教。

取此以为比方，说的都是曾在两千多年岁月里笼罩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儒学，已在一百来年的历史震荡之后，大半移到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外,成了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东西,一种看起来很近,实际上又离得很远的东西。前哲所以龂龂仅是者，其于政本之义盖有所真知灼见，非苟焉已也。

这种名实之间的不相对称，既说明了一代一代地方官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也说明了一代一代地方官身在儒学的笼罩之下，便是身在精神的重压之下。是以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年追溯中国政治思想史，曾于此一段深作阐述，说是君主不能践其责任则如之何？人民例得起而易置之，是即体现天意而‘改厥元子也。由此所成就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一种至上的境界表达了儒学理想中的博爱。孔子说父子之道，天性也，是以亲生之膝下。

这种变化发生在儒学之中，说明了隋唐宋明去古益远，其世局和文化都与周代非常不一样了。由此造成的损益，则不仅牵动了权力结构，而且牵动社会组织，牵动人间伦理，从而最终牵动了文化。秦代和汉初的社会迁易与世路动荡，曾使这种关怀和联结变得非常低落。由此所导致的当然是一种自我意识的不能充足。

而末了一段引周公为既圣且哲，在一个臣下以畏惧人主为常态的时代里，直白地向九五之尊索要人主对臣下的尊而且惧，则其言之侃侃，又比汉唐人物更进一层地表达了面对君权而力争师道的自觉意识。因此，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千年长路里，又会有东汉末年起于清议益峻和处士横议的党锢。

是以儒学张扬人能弘道，两千年来影响后世深而且广的便是信任人性的孟子那一路。循吏之外，两千多年里也常有酷吏和污吏。

这是一种不能圆满而害取其轻的选择，但由此形成的士大夫必须尚贤和君主无法尚贤，则使君臣之间以威权分高低的等序和以德行分高低的等序常在不相匹配和不相对等之中。所以，比之政和刑施为管制，孔子更着意于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孔鲋因跟从造反致死，而身死于造反之中的孔鲋同时又为天下的读书人开启了一种取向与走向。宗法造出了一种普天之下的君臣名分，从而造出了一种真正的大一统。但比之西方世界里的博爱以宗教为来路，并因之而以普遍之爱和没有差别之爱作自我写照，则儒学以自内向外推演出来和自近向远推演出来所证成的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显然都是具体的，并因之而是有差别的。

与之相匹配，还有属于个体的非其君不事的选择自由。就这个意义而言，汉代之后的中国历史已与宗族和家族剥离不开。

故周公告成王，称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惧为首。与这种靡常和不易相对应的，则一面是多见于《尚书》和《诗经》之中的慎德、明德、敬德、克俊有德、恭俭惟德以及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新朝之继起，是新朝能再造这种东西。周人立子立嫡，正是在殷商制度的旧辙之外另开一局。

正是有了人事和鬼神之间的此升彼降，才可能催生出自觉的人道意识和人文意识，从而才可能有后世儒学节节发煌的精神起点和思想起点。又说事君之道勿欺也，而犯之。因此，一百年之后说儒学，其实我们都在门墙之外。由兄弟关系的推衍而立朋友一伦。

因此儒学说革命和儒生入革命，本义都是在君权已经不能维持人间应有的秩序之后，不得不为人间重立一个能够维持应有秩序的君权。但他们带入君权转移过程之中的方略和理路则又说明，贯穿于两者之间的其实是同一种东西，一种由儒学灌入人心而使天下能够安定的东西。

在这种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交相缠结之中，宗族的历史便常常成了深处的中国历史。苟非知道畏义，所养如此，其惑可知。

这个过程丕变殷商，一步一步地使宗法制度与政治制度成为一体重叠的东西。由于封建既废，则君权与齐民相对待，其相互之间便不能不是钱穆所说的以一王孤立于上与众民散处于下相对待。

乃顾使吏上书陈状，乞诣廷尉。然则秦汉以来的漫长岁月里，一面是儒学为君权的转移提供了道理，一面是君权周而复始的转移又在以其直观可见的事实证成儒学的道理。推衍便是派生，因此，孟子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人之大伦，其中的君臣置于父子之后，朋友置于长幼（兄弟）之后，排列之次第，正所以见先后之渊源。他所指划的由朱学而汉学，由汉学而欧学的层层演变，其走向都是儒学义理越来越少。

比宋教仁更言之有味的，还有章太炎所说的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引此昭昭然矣作反衬，则旧时的革命为天下之通则，正在到来的革命也为天下之通则：夫今日之中国，其弊坏固已达于极点，而毁屋而重构，轮换一新，未尝无及焉，则革命之谓也。

《东方早报》 日期：2013年4月7日 版次：B3-B7 作者：杨国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进入专题： 儒学 。之后是出自宗教的观念成为思想视野，使西方人能够更直入地看到人性中的阴暗一面，并惯性地警惕人性中的阴暗一面。

后一面说的是日监在兹，天监即是民监。这种了无穷期造成精神苦累，也产出君子人格。